四十年前，中国全民大炼钢铁的疯狂，几乎让人们把能找到每一个铁片儿都投进了各式各样的炼钢炉。2009年7月，甘肃出土了迄今为止保留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土法炼钢炉”。有意思的是，这是在一次文物普查中得到的收获，这似乎也提醒着我们，中国人对钢铁产量的崇拜由来已久。还是2009年，8月份，中国最现代化的钢铁公司宝钢，终于挤进了世界钢铁巨头三甲的行列。这是一场艰难的超越。
鞍钢的贡献
1949年的春节，北方大雪。
鞍钢里发出的轰鸣声、撞击声甚至高炉里飘出的刺鼻味道都让老劳模孟泰感到兴奋。这是鞍钢恢复生产的第二年，这个日伪时期相当先进的鞍山制铁所和昭和制钢所，将阴差阳错地为新中国恢复工业基础，留下可圈可点的一笔。此前，鞍钢作为日本在远东最大的生产基地，规模仅次于九州的八幡制铁所(今天的新日铁)。
“由于这里曾是日本的战略基地，被美国人轰炸过;日本人在撤走的时候，把高炉和平台都破坏了，把车间也炸毁了，受破坏的程度可想而知。他们曾说，这个地方以后只能种高粱。”时任鞍钢生产处处长的杨树棠回忆，而此时的孟泰就在这一片废墟中去搜寻有用的零件，然后放在炼铁厂旁边的一座简易房里，而后来这座仓库被命名为孟泰仓库。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那个时期，孟泰的名字成为了所有鞍钢人意志和精神的象征，在那个物质极度贫乏的时代，这似乎意味着荒凉即将过去。1952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集中全国力量，首先建设鞍钢》。
时间很快到了1953年，孟泰的女儿孟庆珍18岁，刚参加工作不久，也成为一名鞍钢的工人。这一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鞍钢成为了东北工业建设的重点。
鞍钢的底蕴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很快焕发出活力，1953年10月，我国历史上第一根无缝钢管在鞍钢研制成功，同年12月，鞍钢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工人们特意把首批生产的无缝钢管和钢轨样品，作为礼物送到了北京。”孟庆珍回忆说。
创业的激情感染着这里的钢铁人，颇具雏形的现代管理体系也逐渐萌生。仅就技术管理而言，1953年到1955年间，鞍钢共制定和修改技术标准243种，技术规程417种。在强大的国家意志下，鞍钢在这期间获得的投资占到了全国同期冶金工业基建投资总额的1/3。同时其五年累计产量也占到了全国同期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而产品品种也由1952年的32类378种增加到98类710种，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急需的钢材品种。
鞍钢很快成为那个年代各地学习的榜样，而鞍钢也派出了很多技术人员对武汉钢铁厂、唐山钢铁厂进行了援建。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鞍钢响应党中央的“为实现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号召，动员工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主动延长工作时间，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批示：“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实际上，“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也就是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或管理人员与工人相结合，还有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重建鞍钢，使新中国的钢铁工业顽强起步，而“鞍钢宪法”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
1959年，我国的钢铁产量超过了800万吨，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
“高炉”成群 大炼钢铁
2009年7月17日，甘肃肃南县方圆50公里的范围内，出土了大约千座土法炼钢炉。这些作为文物的炼钢炉群正是四十余年前，中国全民大炼钢铁的存证。
后来曾经曝出铁本案的江苏常州也在当时陷入了大炼钢铁的时代怪圈，上世纪60年代的《常州日报》上曾有如此描述，“常州市有关领导决定，今年钢铁生产不仅要翻几番、几十番，而且要翻100番、1000番。目前市区的大炼钢铁运动全面展开，并迅速波及城乡。常州市、武进县成立钢铁联合指挥部，纺织、机械、商业、机关都抽调大批干部职工，武进县抽调民工1万余人，与常州市10万多人组成炼钢炼铁大军，由市委书记挂帅，市、县、区、基层各级领导亲临现场指挥，和群众一起苦干，到了1960年，全市小土炉已经超过了4000座。”
忽如一夜春风来，神州处处钢花开。
一位钢铁行业退休老干部回忆，在当时全国的各个城市，炼钢炼铁运动如火如荼，成千上万的群众不分行业、不分工种，男女老少齐上阵，各家各户搜废铁。搜不到就砸铁锅、砸铁器、砸铁门铁窗，只要是带铁的物件，一概收缴投入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