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是成也民间融资，败也民间融资。”美银美林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刚刚结束对温州、武汉等城市的实地探访。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陆挺认为，中小企业倒闭虽不是新问题，但若听之任之，一旦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将会引起真正“大范围”的恐慌。
“温州市政府去年提出要整合政府的力量，搞基础设施建设。但今年是宏观调控年，信贷规模有限。去年，整个温州的投资增长是20%，比全国平均要低很多，而今年上半年是120%，(同期)全国平均为25%。这样大规模的基建投资主要来自银行贷款，结果就挤兑了民营企业。”陆挺说。
《21世纪》：有人认为温州部分企业的倒闭是市场自然淘汰的作用，政府插手，可能让这些企业延续低端的生产模式，您怎样看待这一问题？
陆挺：干预还是需要的，在特定阶段(企业连锁倒闭)可能会引起恐慌，有些企业会被误伤。拯救并不是一竿子插到底，还是要有一些惩罚机制的。政府现在做的是，帮助资金链断裂的企业维持运转，但未必会把高利贷的损失全部包下来，这些高利贷损失相当于是对其的惩罚。
《21世纪》：您最近去了温州实地调研，温州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陆挺：事实上到今年9、10月份为止并没有发生特别大规模的危机。(民企倒闭)每年都会有，只是今年的比例比以前高。在温家宝总理到访温州时，全部统计下来倒闭民企90个左右，而温州总共有40多万个企业。之后，市场又开始关注鄂尔多斯、台州、宁波、河南等地方。今年是宏观调控的一年，民企倒闭比以前发生得多一点是正常的。
今年中小企业真正的压力来自于要素成本上升，温州民企不改变模式将无法生存。10年前，打火机企业有4000家，现在只有100家。打火机、纽扣这类制造行业进入门槛低，利润薄。整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随着成本增加，一定要改变生产方式——少用人，多用机器，规模扩大，自己做品牌，但这些对资金的需求又更大。
另一个问题是荷兰病。所谓荷兰病是以前挣的钱很多，但没有把钱用好，给自己种下苦果。2009、2010年房产价格涨得太快，产业就容易空心化。在温州，产业是最传统的，房价却是最高的。老板可以把房产价格炒高，但工人负担不起，这样就很难留住人。
《21世纪》：今年10月，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四地获批发行政府债券，中央允许地方债发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陆挺：从09年开始，每年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代发2000亿元地方债，即以中央政府的信用发债给地方政府用，还款也是由地方政府来还。今年这些钱(四个地区批准的额度)在额度(指每年2000亿元)内，只是发行的方式不同。选择这四个地方，是因为这是最发达几个地区之一，政府有能力负担这些债务。
过去的问题在于，举债主体太多，整个浙江可能有几百个举债主体，债务关系不清楚。现在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地方政府的债要清清楚楚，举债主体能够独立，不能独立的计入政府账上，尽量减少举债主体。
《21世纪》：9月份，M1和M2同比涨幅分别为8.9%和13%，你曾指出，政府有空间在第4季度适度放松信贷供给，确保M2增速在4季度恢复至14%以上水平，这种放松政策具体是指在哪些方面？
陆挺：主要是指操作层面上的放松。一方面是每月新增贷款数量可适当增多，9月份是4700亿元，接下来每个月如果5000亿元，那么全年就是7.2万亿元。现在的状况下，合理的水平是(月新增贷款)保持在5000亿以上。第二个是银行间利率，中国银行间利率波动过大，高达9%，这会扭曲整个金融市场。银行只要在银行间市场借出去就可以了，(商业)贷款的利率是6%-8%，风险又比银行间市场高。2009年银行间利率水平仅1%-1.5%，现在美国和香港的银行间利率几乎为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