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是不是以''''碳税’的形式。”戴国庆表示，“毫无疑问，这将是改造和淘汰落后产能的一股巨大的推进力。而引进CDM(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应该是加速这一进程的一项利器。”
当然，对于大、中、小各类企业丛生的中国钢铁业而言，并非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会对此满怀期待。
河北一家民营钢企的管理人士，不无忧虑地对本报记者表示:“其实我们很担心，一旦为了完成行业减排任务，硬性按照碳排放的标准划线，那小的钢铁企业，很可能就只好关停了。”
“行业减排目标”待解
不过，在我国政府已明确“到202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降低40％-45％”这一目标后，钢铁业将在其中承担多大的责任，目前仍不清晰。
在戴国庆看来，“减排分配到各个产业部门的具体目标，国内还缺乏仔细的研究和论证，各方并没有深入的讨论和一致的意见。在国际上，为各方都接受的、分部门的减排目标，也仍然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曾就节能问题指出，国民经济单位能耗的下降，2/3应靠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主要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上升，制造业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上升。只有约三分之一的节能效果，要通过技术措施(用节能设备、节能工艺取代落后设备和工艺)来实现。
“我认为，他的这一意见是客观的。”戴国庆表示，“不可能要求各个行业都同样实现40％-45％的节能降耗，但我们不知道这一认识是否能为相关各方接受。如何将中国的减排目标化解为各行业的具体奋斗指标，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他看来，“中央政府提出的减排目标，是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和价值量挂钩，而钢铁业目前并没有对应的价值指标可循。”
“目前，钢铁业通常都是用实物量(吨钢耗能)来衡量自己的节能效果，而吨钢能耗，并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钢铁业在节能方面取得的成就。因为，钢铁业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要提高产品附加值。”
在戴国庆看来，按什么指标分配减排任务，对钢铁业至关重要。他举例说，卖5000元一吨的钢材与3000元一吨的钢材相比，如果按实物量计，前者的单位能耗更大，但若按价值量计，则前者的单位能耗要小得多。
“政府应该考虑，以适当形式提供这方面的数据供钢铁业参考。”戴国庆说。
